清代的闭关自守性,其实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刻意强化了。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背景,明代中后期,海洋文明已经崛起,东方衰落成为一个全球的结构化趋势。嘉靖皇帝年间,海上和西方人做生意就已经成为朝廷财政来源和东南地区大商人的重要生计。明清鼎革,确实打破了交流的速度与深度。为了杜绝海洋反清势力的威胁,从清顺治年间开始,为对抗郑氏等反清团体,清廷开始实行“迁界禁海”,对沿海各省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但是,清代统治者并非是闭着眼睛乐呵呵,也做出了东西交通的努力,只是传统文化的限制与各类具体历史事件的掣肘,无法实现有质量的交流与合作。清廷不是傻子,做生意能赚钱是一个真理。无论是广州十三行,还是沿边如恰克图贸易,或者海上商船的的纵横交错,甚至华南海盗的轨迹,都是很大的规模。
尽管如此,仍旧是大陆文明的派生品,无法拥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位置,农业和传统手工业的产值有限度,当然比不上机器制造的一日千里。公元1757年,号称盛世君主的乾隆皇帝下令将所有对外贸易关税的征收,归于广州海关一处,限制外国商船在中国的贸易地点。当然,我们不能就谩骂,说如何如何封闭,很多政策都有无奈之处。
也就是说,只能在一定范围采取措施。在制度文化上还延续着华夷之变的观念,采取朝贡或宗藩附属国的模式,试图以华夏文明为中心,建构起国际关系。似乎一些网友很愤怒,遗憾错过了世界发展的快车,其实是可以理解的,惯性与文化之下,很难跨越式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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