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社的名词解释

创造社是1921年6月8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赴日留学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多次在上海和日本协商，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第二改盛馆的郁达夫寓所中，利用上海泰东图书局的一些条件，成立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早期的文学团体。

前期的创造社反对封建文化、复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张自我表现和个性解放，强调文学应该忠实于自己“内心的要求”，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命题，表现出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倾向。郭沫若的诗集《女神》，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及郭沫若的译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是该社最有影响的作品。成员们先后办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创造月刊》《洪水》等十余种刊物。

以其独特的文学主张和锋芒毕露的文学活动，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一支生力军，特别在文学青年中激起强烈共鸣。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造社主要成员大部分倾向革命或从事革命实际工作。随后，表现出“转换方向”的态势，并有新从日本回国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思想激进的年轻一代参加，遂发展而为后期创造社。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3年5月13日，创造社的《创造周报》创刊，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编辑。发刊词是郭沫若写的一首诗《创世工程之第七日》。诗中表示“我们是不甘于这样缺陷充满的人生，我们是重新创造我们的自我”，“我们自我创造的工程，便从你贪懒好闲的第七天做起”。《创造周报》于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树》、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章，要求文学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面向工农大众，作家要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对五四以后的文学和鲁迅等作家，却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意识代表进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政府封闭。创造社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内心地要求“。代表作多为“自叙传”抒情小说或主观型叙述小说。1925年，五卅惨案后，创造社转向革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