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时代,皇权最重。在中国历史上,由皇帝赐名、改名的州县不在少数,有些地名历经时.. 精选答案
帝制时代,皇权最重。在中国历史上,由皇帝赐名、改名的州县不在少数,有些地名历经时代变迁,至今沿用不衰。头戴冕旒的皇帝,从来都是皇权政治的象征。从一个个与皇帝有关的地名里,可以看到政治因素在地名中的重要影响力。
是恩,是严,帝王手段
在帝制时代,对皇权造成威胁的,要么是周边政权的冲击,要么是统治内部的威胁。赵宋三百年间最大的威胁始终在外,先是契丹辽国,然后是占据了半壁江山的大金最后是风卷残云的蒙古。那疆域内呢?如秦末、隋末一般,天下英雄揭竿而起的情况虽不曾发生,但伺机而动的小规模反叛,同样让皇帝们大伤脑筋。
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初一,东京开封府发生了日食天象。在古人看来,日食乃凶兆。果然,没过多久,宋徽宗就接到了来自睦州的急报:睦州青溪县人方腊聚众作乱杀死了当地的朝廷官员,十多天时间就已经聚众数万人。宋徽宗并没有把睦州的这场叛乱放在眼里,他只派了宦官谭稹(zhen)一人作为朝廷统帅,前去镇压。事实证明,宋徽宗低估了方腊两个月的时间,方腊已经以家乡睦州和相邻的歙州为大本营,攻取了衢州和桐庐、富阳等县,直逼杭州城。能力平平的谭稹毫无作为,徽宗只好又派出心腹宦官童贯,挂帅征讨方腊。叛乱直到第二年四月才因方腊被擒而宣告结束。
宋徽宗
叛乱平息后,宋徽宗异常愤怒。原本宣和二年初,他已经派赵良嗣出使金国,要和金国结盟,一同攻辽实现当年太祖、太宗都未能实现的收复燕云”大计。可方腊的内乱彻底打乱了他的“攘外”计划,“收复燕云”只能暂时押后进行。意难平的宋徽宗下发了一道圣旨:“改睦州为严州:歙州为徽州。”
怎么又是改地名?!这并非宋徽宗的突发奇想。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年)年底,贝州驻军因为不堪知州欺压,在信仰弥勒教的军官王则的带领下反叛。宋仁宗镇压了王则,同时安抚当地百姓,很快平息了事端。后来,仁宗给这件事留了个“纪念”贝州改名恩州。兵变发生是因“贝”,也就是粮饷赋税而起的;事件解决则是依靠皇帝的“恩”。以“恩”易“贝”在不动声色间,申明了皇权的力量。那宋徽宗新改的这两个地名有何深意呢?发生了叛乱的睦州当然不再和睦,应当在当地重申皇权,“严”加管理。而“歙”字同“翕（xi）”,也有和洽的意思,同样必须改名。“徽”作何解释?南宋编写的《新安志》认为“徽”是指境内的徽山和徽溪;清代《徽州府志》则解释为“徽,美也,故以为名”。这两种说法都和严州的改名思路不太一样。或许改名时,宋徽宗心里想到的,还是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徽”的解释:“纠绳也。”“歙州”改成“徽州”,意味着对当地的管理,要如同绳索一般,牢牢束缚住。
徽州古城
恩州体现了皇权怀柔的一面颁行利民的政策,赢得民心,巩固统治:而严州和徽州则体现皇权严酷的一面:一旦权威受到挑战,将不惜一切,用高压强制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恩威之间,正是皇帝治理天下的手段。
重庆庆的是什么?
其实早在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就因为有人“谋反”而改了个地名。这个“谋反者”叫赵谂父亲是归顺朝廷而被赐姓赵的西南少数民族首领。赵谂参加过科举是一位兢兢业业的政府官员。然而有人向宋徽宗告发,说赵谂曾抨击宋哲宗绍圣年间的朝政,还私立年号,意图谋反。徽宗此时刚刚即位立足未稳,正需要整顿朝纲,树立威信。所以他并没有详查“谋反”罪名的真实性,而是马上将赵谂下狱处死,父母妻儿流放,其他“同党”也被严刑惩处。后来,宋徽宗又发现赵谂是渝州(今重庆市)人,而“渝”字有“变”的意思,似乎预示着赵谂的“反叛”。于是他改渝州为恭州用地名来约束人心。
恭州从此恭顺,应该可以保住这个新名字了吧?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的八月初七,恭州又改名了。就在这天,它成了“重庆”。为何要改名?因为恭州是新即位的皇帝宋光宗的“潜邸”。皇帝还是皇子时会被封为王侯,王侯都有名义上的封地,也就是“潜邸”,或者叫“潜藩”。宋朝的皇帝即位以后潜邸就会从州升为府,提高政治地位,这是皇帝的特权。既然潜邸的地位升格了,名字也得换一换,才能显示出它的重要性来。至于取什么名字,那就要看皇帝和有关部门商量的结果了。取吉祥字眼,讨讨喜气显然是个好办法。
宋朝皇帝给潜邸府命名时,尤其偏爱“庆”字,大概是用这个字来表现即位登基的激动心情吧。宋徽宗做过“端王”,端州(今广东肇庆市)是他的潜邸,被命名为“兴庆府”。有识之士提醒徽宗,西夏李氏王朝的都城,也叫“兴庆府”,于是徽宗又改“兴庆”为“肇庆”,取“开启吉祥喜庆”之意。经过徽宗亲笔题名的肇庆之名,沿用至今。宋高宗也命名自己的潜邸康州和蜀州为“德庆府”和“崇庆府。历来关于“重庆”之名,有两种说法。其一是重庆府位于顺庆府(今四川南充)和绍庆府(今重庆彭水县)之间,所以是“重”庆。但顺庆府和绍庆府都是宋理宗的潜邸,命名的时间比重庆府晚了三十多年,这个说法显然是后来人的牵强附会,只能证明宋代皇帝对“庆”字的钟爱而已。
另一种说法则看起来合理得多也传奇得多:在这一年,皇子赵惇于正月封恭王,二月受内禅即帝位,喜事接踵而至,自诩“双重喜庆”,遂命名为“重庆”。这也错了。据(宋史》记载,赵惇封恭王在宋孝宗即位时封为皇太子在乾道七年(117年)二月。即位这一年并没有“双重喜庆”发生,怎么能因此而“重庆”呢?
难道“重庆”的得名,就永远解不开了?宋光宗其实已经悄悄给了提示。禅位大典结束后,父亲宋孝宗入住了“重华宫”,而光宗的生日节,也被他命名为“重明节”。光宗即位时使用的,仍是父亲的年号。在某种意义上,此时的南宋朝廷,有两位皇帝。所有的“重”字,指的恐怕都是当时存在双重皇权这一特殊现象。“重庆”不是宋光宗自己的“双重喜庆”,而是孝宗和光宗两个人的喜庆:光宗登基,大权在握孝宗禅位,颐养天年。
